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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，“七上八下”是一条铁定的界线。由此，国家就出台文件，规定家庭专业户、个体经营户，雇工不能超过8个，超过8个就要限制，尤其是干部不能超过8个雇工。
据统计，1979年底，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，两年后的1981年，统计数据就变为101万户，翻了10倍。这其中的“雇工问题”肯定是多有存在，这既是民生问题，更是严肃的政治问题。
在刊发《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》之后不久，又以《怎么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》为总标题，开辟一个讨论专栏来讨论此事。
争论最主要的焦点之一是“雇工到底算不算剥削？”对此，社会上形成了三种意见，有人主张取消，有人主张限制，有人则表示支持。
坚决的反对者认为，既然是雇工经营就必然有剥削，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允许雇工剥削的，这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。搞专业承包，不能忘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原则，因而，绝不能允许雇工。
第二种意见否认有剥削，认为陈志雄承包的鱼塘是集体的，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改变。陈志雄雇人帮他管理鱼塘，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劳动伙伴关系，他们的结合，是一种新的劳动组合和协作。
陈志雄的收入比雇工高得多，但这种差别是合理的、正当的。对于我国城乡出现的新的经济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，我们应该积极支持。
第三种意见认为，应该承认客观事实，陈志雄付给被雇人员的报酬低于他们付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，陈志雄的收入中存在剥削是肯定的，而且，雇工越多，占有他人创造的财富也就越多。
但这种剥削在我国现阶段是应该允许的。因为我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，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，出现雇工现象也是难免的。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地对待，既不能不承认，也不能简单地加以禁止，只能限制和引导。
社会主义国家，怎么能允许有剥削？这是改革开放遇到的障碍。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，实际已经远远超出当时理论的解惑范围。争论犹如巨浪，瞬间倾泻千里。
而因其深刻的现实性，注定的是，这场争论一开始就跳出了理论界形而上学的范畴，波及到了整个中国社会的上上下下。
三个月后，发表了此次争论的最后一篇——佘大奴、黄克义的文章《进一步解放思想，搞活经济》。
文章认为，陈可以跨队承包，也可以雇工，雇工也不算剥削，因为他的“收入比其他人高，主要是多劳多得，是无可非议的”。这算是对雇工问题讨论的一个结论。
“七上八下”的理论标准和界限，不仅没有使争论平息，反而使现实更加无所适从
在整个80年代，雇工问题几起几落，未有定论，理论界则直接参与到了现实问题的解决当中。
除了在国内各大报刊不断刊发文章围绕雇工问题展开讨论之外，政府、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也不断组织各种调查组，对各种形式的雇工现象进行调研。全国的、各省的理论工作者先后召开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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